1936年中華書局印行的《黔滇川旅行記》

　　1638年3月27日，著名大旅行家、地理學家徐霞客，由廣西進入貴州，在貴州考察了43天，寫下了《黔游日記》，詳細地記述了貴州當時的社會風土人情、經(jīng)濟發(fā)展等情況。

　　無獨有偶，近三百年后的1935年，一個叫薜紹銘的年輕人，沿著當年徐霞客從廣西進入貴州的路線行走。他經(jīng)關嶺進入黔西南，到達興義后，從江底永康橋進入云南，又從云南進入貴州的畢節(jié)地區(qū)，經(jīng)過遵義，再從遵義進入四川，后沿長江而下，離開西南地區(qū)。

　　薜紹銘在貴州行走，基本上是沿古驛道徒步而行，前后用時二個多月。涉足今天的黔南、貴陽、安順、黔西南、畢節(jié)、遵義，留下了次年由中華書局出版的《黔滇川旅行記》。

　　作為一個外鄉(xiāng)人，他筆下當年的貴州，是什么樣的狀況呢?

　　鴉片流毒遍布貴州

　　鴉片俗稱大煙，其母體即人們所熟知的罌粟。罌粟是一種美麗的植物，葉片碧綠，花朵五彩繽紛，莖株婷婷玉立，蒴果高高在上，從它蒴果上提取的汁液加工后即是鴉片。

　　罌粟原產(chǎn)于西亞地區(qū)，后傳入中國，并有栽種，最初的栽種，純粹是為了觀賞和藥用。

　　大旅行家徐霞客在貴定白云山下，看到一片紅得似火的罌粟花，大為驚奇，嘆為觀止。他在游記中寫道：“鶯粟花殷紅，千葉簇，朵甚巨而密，豐艷不減丹藥。”在李時珍的《本草綱目》中，罌粟殼也被列為一種有效的藥物。

　　明永樂十年(1413年)貴州建省以后，一直靠外省的“協(xié)餉”維持財政，1911年爆發(fā)的辛亥革命，結束了清朝的統(tǒng)治，隨著清政府的覆亡，貴州的協(xié)餉也驟然斷絕。由于貴州經(jīng)濟特別落后、加上連年軍閥混戰(zhàn)，財政極為困難，因此，民國時期貴州的當政者，為了維護其有效統(tǒng)治，解決財政稅收極度匱乏的問題，將目光轉向了鴉片。

　　在這之前，貴州雖然也有個別地區(qū)種罌粟，但規(guī)模不大。由于貴州在地理上，屬于僻遠山區(qū)，在氣候、土質等方面，具備了栽種鴉片的優(yōu)越自然條件，加上利益的驅使，統(tǒng)治者直接無視封禁政策，從1919年開始大張旗鼓的種植鴉片，到1938年再次嚴禁的二十年間，全省的鴉片種植遍山彌谷，貴州成為名副其實的鴉片王國。吸食之風很快蔓延開來，各府各縣大煙館遍地開花，甚至在鄉(xiāng)鎮(zhèn)和沿途各站口也有。不論平民還是富豪，不沾點鴉片似乎趕不上時髦。

　　薜紹銘在貴州行走期間，多達9次記錄了當時鴉片在貴州的泛濫情況。

　　6月20日，他從都勻去貴陽的路上，走到靖道關休息時，看到路邊的飯店內，有一個中年男子只顧躺臥在床上吸食鴉片，對地上一個竹筐中哭叫不已的嬰兒，置之不理，店中的一個婦女則負責招待客人。

　　6月23日，到達貴陽后，他通過對貴陽及貴州省的商業(yè)發(fā)展情況調查后發(fā)現(xiàn)：鴉片商是所有商業(yè)中資本最雄厚的，而規(guī)模最大的是“怡興昌號”，這家商號資本超過百余萬元，每年營業(yè)獲利平均都在50萬元以上。

　　當時貴州全省的稅收，每年大約有800余萬元，其中地丁70萬元，鹽稅附加150余萬元，除此之外全靠鴉片稅，高達580萬元，占全省稅收的72.5%。因此說鴉片是貴州全省的生命線，一點都不為過，這種畸形的稅收來源，在當時全國各省中，恐怕是絕無僅有的。

　　貴陽被稱之為“鴉片城市化”的城市，鴉片在各級政府都是公開的東西，省政府的各廳各科辦公室內，常有鴉片燈在床上陳列著，師爺們辦公前吞云吐霧一番，辦公后還得過一番癮，讓精神興奮—下。至于真正辦公時間，每天都不到兩三小時。

　　貴陽全城吸食鴉片的有多少人呢?據(jù)當時貴陽公安局提供的數(shù)據(jù)，登記在冊的人數(shù)超過7000余人，沒有登記的就不好說了，因為就算是不吸食鴉片的人，他們的生活也是直接間接靠鴉片來維持。如果商人沒有鴉片，就沒有買賣可做，政府機關沒有鴉片，稅收就沒有來源，工作人員就會餓肚子。

　　6月29日，薜紹銘達到安順后，他在安順呆了7天的時間，對安順的社會經(jīng)濟發(fā)展情況進行了調查和訪談后發(fā)現(xiàn)，安順的商業(yè)繁榮程度超過貴陽，商店資本在10萬以上的有20多家，但基本上都是鴉片商。每年由安順運出外銷的鴉片，約在萬擔(每擔千兩)以上，占貴州全省出口鴉片三分之一。他不禁感嘆：“如果說貴州全省經(jīng)濟是建筑在鴉片上，那么安順實在是一個主要的金庫。”

　　7月7日，在關嶺住宿時，條件非常差，是一個黑暗穢污的臭蟲跳蚤窩，吃的飯是粗紅米，菜是自己準備的。開店的老板是一個十足的鴉片煙鬼，把他們視為一筆奇貨可居的好生意，兩個人支付了八毛錢無法滿足要求，最后又多付了兩毛錢，才算了事。

　　7月11日，到達興仁的巴嶺休息時，抬滑竿的腳夫，吸食鴉片以消除疲勞。讓薜紹銘感到吃驚的是，在興義縣立中學二年級就讀的兩個十七八歲的學生在巴嶺休息時，也非常熟練地吞云吐霧。他不禁感嘆，貴州人吸食鴉片非常普遍，就算是中學生也不例外。

　　8月18日，他到達威寧時發(fā)現(xiàn)，威寧城里的人，十之八九是鴉片煙鬼，夜里吞云吐霧，不到十二時后不睡覺，早晨是不到十時以后不起床。

　　8月30日，他到達大定時發(fā)現(xiàn)，大定煙民竟占了全縣人口半數(shù)以上。男子無人不吸鴉片，婦女及十余歲的兒童亦多有煙癮。城內各機關及學校，鴉片都是公開的東西�？h立中學教職員無人不吸鴉片，學生百余人中吸食鴉片者竟然達到六七十人，上課前后教職員學生都得吞云吐霧一番。

　　8月31日，他到達黔西了解到大定這個地方，土地貧瘠，物產(chǎn)大宗是鴉片，和興義、安順出產(chǎn)的鴉片相比，質量稍微差一些。大米及包谷的產(chǎn)量很少。

　　在那個時期，對于富商大賈、地主豪紳、政府顯要來說，吸鴉片是一種享樂，這些人生活腐化，過著醉生夢死的生活，不少富家子弟墮落成煙鬼，甚至傾家蕩產(chǎn)，淪為乞丐;對于勞動群眾來說，他們吸上鴉片，源于環(huán)境和風氣影響，在勞動之余吸上幾口，以振奮精神，消除疲勞，加上吸食方便，價錢便宜，又缺醫(yī)少藥，有了病，習慣于吸上幾口大煙以解除痛苦，不過這種辦法無異于“飲鳩止渴”，久而久之，鴉片不但使他們耗盡了僅有的錢財，而且使他們中毒很深，一個個成了面黃肌瘦、全靠大煙興奮體力的人，甚至家破人亡。

　　社會處于極度貧困境地

　　舊時，貴州長期被外界認為“天無三日晴，地無三里平，人無三分銀”。那么，當時貴州到底窮到那種地步呢?薜紹銘在龍里時，和當時的縣長面談時，記下了如下文字：“人民貧困異常，地方財政尤拮據(jù)，縣政府及各機關時有斷炊之虞。全縣最富之戶，無百元以上現(xiàn)金之積蓄。有時政府急需款三五百元，全城內竟搜羅不到。而龍里則是當時貴州全省的代表。”

　　8月18日，薜紹銘到達威寧后，看到的景象讓人觸目驚心，他這樣寫到：“古人以‘鶉衣百結’來形容人之衣服褸襤者，而威寧人民之衣服襤褸，此‘鶉衣百結’四個字連一半也形容不出，因其衣服非百結，乃系千結萬結。普通人一件衣服是穿終身，或穿數(shù)輩，最先是一件單衣，破一洞，加一補，以至補到幾十層，有布片，有麻片，形形色色，冬夏全是此一件，晝夜仍是此一件。而此衣服尚不能普及于每一人，尚有多人穿草衣。兒童十五六歲以下，終年是赤著身，有太陽時，曬太陽取暖，無太陽時則藏于草中，女孩十五六歲時，仍多無破褲可穿，僅用麻片以遮身。此非少數(shù)者，普通大約都是如此。”

　　當時人們極貧境地，對于今天的我們是無法想像的。

　　由于社會的普遍窮困，在貴州行走期間，讓他最為頭疼的是吃飯問題。

　　6月20日他從都勻出發(fā)到貴陽，在沙壩一個小飯店內吃早餐，吃的菜是淡煮豆芽蒜頭，沒有任何油水，在另外一個碗內放有鹽巴一塊，吃菜時用筷子將菜夾了，向鹽巴上蘸一下，使菜帶上一點咸味，而這種待遇，還不是一般普通人所能享受的。

　　8月15日，在從宣威至威寧的路上，走到中午時分，肚子餓了，問遍路邊的居民，只有一家有冷包谷飯半鍋。

　　在可渡時，有居民約二十戶，買不到大米，因為當?shù)乩习傩粘缘娜�部是包谷�?/p>

　　在到達金斗鋪時，店主是一個老媼，有二子一媳。長子新亡，媳寡居，養(yǎng)一子，約二歲。一家衣服均襤褸破露，且齷齪異常。室內有一火炕，內燒有芋頭，此一家數(shù)口，一日兩餐，全為此物。和老媼談起話來，問以“你們除了吃芋頭外還吃些什么?”她答道：“還吃蕎粑。”又問她“吃米不呢?”她冷笑說道：“唉呀，不用說我們家沒米吃，就是我們這里的好戶人家，除過新年時候吃—兩頓米飯外，平時也都是芋頭、蕎粑。此地人民生活狀況，老媼這幾句話已是全盤道出了。”

　　在初秋時節(jié)他們抵達威寧，因為天氣比較冷，但又只攜帶了毛毯兩條，晚上無法御寒。就想讓教育局的老勤務代為到街上去租棉被兩條。問遍全縣街上，就算出再多的錢也無法租到棉被，因為有棉被的人家很少。最后才從局長家里拿來一條棉被，既小且薄，但老勤務說：“這棉被是局長在省里上學時所做，現(xiàn)在拿了來，局長就沒有蓋的了。”

　　明代謫居貴州的王陽明，對貴州的交通曾有“連峰際天兮，飛鳥不通”之嘆。薜紹銘在貴州境內的旅途，除了從龍里到貴陽、從貴陽到安順、遵義到重慶少數(shù)路段乘坐汽車、從安順到興義、從興義到江底坐滑竿外，基本上以步行為主。這并不是最大的挑戰(zhàn)，最大的挑戰(zhàn)在于土匪橫行，威脅到外出人們的安全。

　　7月11日，他在從巴鈴到興仁途中，就被告知“不時有匪徒殺人越貨，”比如有一位姓蔡的老頭，在巴鈴已經(jīng)停留四五天了，等不到馬幫不敢前進。他們在當天下午三時抵達興仁住店時，店主問他們，是否跟隨馬幫一起來的，他們回答“不是”，店主連連搖頭咋舌說：“真乃好運氣，這些時不隨馬幫走路，沒有不出岔子的。”

　　7月12日，他從興仁到興義的這段行程中，也被告知：“不隨馬幫是萬萬走不得，特別是到萬屯的一段路。”早上他們決定冒險上路，但同行的蔡老頭無論如何只是說：“沒有槍護送，萬萬走不得。”

　　走到交那西南山谷中，荒涼無一人，即鴉雀聲亦無。行約十里，忽聽遠山上有唔唔的人呼聲，腳夫老陳嚇得面色如土，低聲說道：“這聲音一定是土匪暗號，這里正是出岔子的地方，不如咱們趕快地折回去罷!”當時他們心內亦忐忑不已，但既行至此，有匪即掉頭折返，恐亦來不及，只有仍壯膽前進，乃強作鎮(zhèn)定對腳夫說道：“不要害怕，土匪絕對不敢來，這聲音一定是放牛人之呼叫，況且就是有土匪他也不能怎么樣你們。”

　　于是滑竿不坐了，同腳夫一起加緊腳步向前走，二十里后走至大栗樹時，有從南面來的苦力數(shù)人在休息，心中稍安。又二十里至萬屯，危險地帶已安然闖過，大家都長長出了一口氣。腳夫老陳說：“先生們真是有菩薩保佑，到黃草壩(興義)后，應該向菩薩獻個大刀頭(即豬肉塊)才是吧!”

　　抵達萬屯后，晚間店主談道：“從交那來這段路上天天出岔子。昨天有一個人，在離此不遠的地方，被土匪砍了幾刀，當時沒有砍死，還能爬到這里，但到這里時，已經(jīng)不會說話，腸子從肚中流出來，他用手指沾血在石板上寫了個連字就死了。這人是姓連，或是個連長，誰也不知道。后來區(qū)公所把尸體掩埋了。先生們走這段路能夠平安無事，真乃洪福不淺呢。”

　　8月17日，他這樣記述：由倘塘起行，出鎮(zhèn)即登山，途中所經(jīng)全為荒山，不見一人。約三十里至一山坳，路旁矮松林中，突有三人躍出，都是頭上裹布，肩荷以槍，我們大驚，知遇匪。但此三人詳視我們，而又趑趄不前，大約以為我們是過境之軍隊或公務人員，不敢貿(mào)然下手。我們這時也強作鎮(zhèn)定，談笑前進，對之視若無睹，但心內實在是忐忑不已。向導看外表也不是清白人，好像和這三個人曾合伙做過生意，乃向我們解釋道：“他們三人不是棒老二(方言對土匪的稱呼)，是打野豬的。”后來他又冷笑著說道：“他們打野豬，只管打野豬，不妨害咱們公事上的人。”

　　當時貴州土匪的構成，主要有窮苦百姓無法生活下去而占山為王，也有因民族矛盾激化無法忍受壓迫的少數(shù)民族占山為王的，也有官匪勾結，以保護過往商旅為名，收取保護費的。

　　關于貴州教育的評價

　　出于職業(yè)習慣，薜紹銘每到一處，除了介紹對當?shù)氐娘L土人情外，對當?shù)氐慕逃�發(fā)展情況著墨甚多。對于教育發(fā)達的地區(qū)，他高度評價，比如“都勻教育為黔南各縣冠，全縣教育經(jīng)費每年二萬余元，有省立中學一所，學生八百余人，縣立女子中學一所，學生一百余人，小學全縣共二十五所，學生約千余人……苗民子弟近年亦漸多受教育者，在省立都勻中學中，尚有苗生數(shù)十人，他們都是著漢衣，習漢文，在同化苗民上，這些受教育的苗民青年，當然是有大大的力量。”“安順是貴州出人材最多的地方，教育為黔西各縣冠。有省立中學一所，縣立女子中學一所，小學百余所。”

　　對于興義教育的發(fā)展情況，他這樣記述：“教育為盤江八縣冠，有縣立中學一所，小學百余所。教育經(jīng)費年約三萬元，教員薪金尚不拖欠，在貴州全省中，興義為教育經(jīng)費最有辦法之縣份。”

　　對于貴州教育發(fā)展他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，認為制約貴州教育發(fā)展的主要因素是教育經(jīng)費不獨立，投入嚴重不足，教員的工作強度很大，待遇窘迫，甚至無法維持生計。

　　比如在貴陽時他這樣記述：“每個教員都是擔任三個以上學校的功課，每周授課時間，竟有能在三十六小時以上者。原因為教員待遇太低，并且還打折扣。高級中學教員待遇每小時大洋一元，初級中學每小時大洋七角五分，小學每小時大洋二角，但實發(fā)都是打六折，月終所能領到的，是六折中的二成。一個教員每周不擔任三十六小時以上的功課，就無法維持最低限度的生活。”

　　《黔滇川旅行記》所描繪的黑暗世界，已經(jīng)一去不復返了。1949年10月1日，新中國成立以來，人民當家作主，在中國共產(chǎn)黨的英明領導下，經(jīng)濟社會發(fā)展取得了巨大成就，真可謂“新舊社會兩重天”。1978年至今，實行改革開放，把工作重心轉移到以經(jīng)濟建設為中心上，歷經(jīng)四十多年的發(fā)展，2020年貴州將徹底撕掉千百年來“絕對貧困”的標簽，人民生活發(fā)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，人們的衣、食、住、行，早已今非昔比。說明共產(chǎn)黨好，社會主義好，改革開放好，這就是筆者閱讀《黔滇川旅行記》，得到的寶貴啟示。（來源：黔西南日報 作者：劉坤躍）